光绪帝、宣统帝溥仪及摄政王载沣均诞生于此王府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爱新觉罗家族的代表人物载涛，他曾受毛主席重用，同样出生在这个地方。
载涛曾是封建王朝末代皇叔，后来担任禁卫军训练大臣，又助力小皇帝掌管军队，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重大转变，跌宕起伏。
此人虽出身不凡，但与溥仪等人在精神上截然不同。他拒绝高官厚禄，不屑为卖国贼，甚至与溥仪决裂，维护家族荣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成为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代表。
溥仪就是他，清朝末代皇帝。
“皇上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……”年幼的溥仪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在龙椅上张望。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跪在一旁扶着他，旁边还有他的七叔载涛，也是一位大臣。
载涛，人称野云，1886年诞于醇亲王府。醇亲王七子中，三子早逝，余下光绪帝、载沣、载涛与载洵。亲王故去后，8岁载沣继位，5岁的载涛则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。
自那时起，载涛声名大噪。特别是慈禧太后扶持溥仪登基后，身为皇叔的他也随之晋升，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刻。
然而好景不长，溥仪登基没几年，南方就动乱频发。1910年前后，各地小起义不断，朝廷震惊。载沣决定举办大型军事演习，以此震慑民众。
为了圆满完成任务，载涛担任了禁卫军统帅，麾下统领十万大军。这次备受瞩目的军事演练，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滦州秋季大演习。
滦州地处北京与顺天府要冲，历来为军事要塞。载涛身为演习总指挥，决心大展身手。载沣对载涛说，演习成功便能震慑那些叛乱分子。
据资料，载沣为确保阅兵式盛大，特地从国库调配了1800万银元。其中，炮兵人数多达上万，这样的规模在清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
遗憾的是，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的炮火让载涛的演习计划落空。演习被迫中止，载涛随即被召回京城，紧急商讨应对策略。
北京军谘府紧急命令载涛即刻终止军事演练，返京筹备南下平叛。回京途中，载涛听闻传言，称武昌事变可能导致清政府崩溃。
载涛虽手握十万精兵，但若尽数用于平定叛乱，京城将无兵可守，皇室安全将直接受到威胁，处境将极为危险。
载涛回京，载沣和隆裕太后想让他率兵南下，他却坚持保卫皇室。没辙了，载沣决定让袁世凯上阵，因为只有袁世凯才敢在此时挺身而出，统领军队。
袁世凯与孙中山意外达成共识，孙中山提议，若袁世凯能让溥仪退位，大总统之位便归他，袁世凯爽快答应。由此，原本掌握在载涛手中的十万大军军权，转入了袁世凯手中。
1912年2月12日，即民国元年，隆裕太后宣布溥仪退位。经袁世凯与清政府协商，决定继续优待皇室，每年给予400万银元作为生活费。
溥仪的皇位一去不复返，随之，皇叔的身份也不复存在。那位曾指挥十万禁卫军的司令，悄然离开了政治舞台，一切终成过往。
辛亥革命后，载涛变得低调，不涉足政治，也不以王爷自居。他常住在北京小巷，养些小猫小狗为伴，生活简朴。这位曾经的皇叔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溥仪被全国百姓视为头号汉奸。载涛得知此事后，内心痛苦却难以言表，他下定决心，要与溥仪彻底断绝来往。
1937年上海失守，日本人尝到甜头，想拉拢溥仪，便找载涛许以高官厚禄。但载涛立场坚定，屡次向溥仪表明：我宁死也不做卖国贼，绝不背叛国家。
毛泽东率工农红军完成长征后，西安事变促国共合作，共同抗日。接下来八年，中国人民凭借坚韧意志和爱国精神，屡次挫败日军嚣张进攻。
1945年，日本战败前夕，伪满洲国政权岌岌可危。溥仪与浦杰为逃生，计划从沈阳乘飞机逃亡日本，却被苏联红军直接捕获，标志着溥仪的安逸生活彻底终结。
涛听到这个消息，心中毫无同情。他一直认为溥仪是家族的耻辱，更是民族的罪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溥仪被送往抚顺的一所监狱接受改造。
载涛在北京胡同里过着低调生活，因经济拮据，他不仅卖掉了宅院，还在城外街上支起小摊，售卖瓜果蔬菜，以此维持日常开销。
尽管生活拮据，载涛却感到十分满足，因为他赚的每分钱都是劳动所得。某日，他在北京摆摊时被人认出，有人惊讶地说：“没想到王爷也亲自摆摊了。”
这个消息迅速传开，最终传到了周总理那里。为了让这位充满民族精神的爱新觉罗家族代表重新亮相，周总理专门派人邀请他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，风趣地说要请“王爷”出山。
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载涛意外地得到了毛主席的赏识。这位伟大领袖成为了他的伯乐，为他的未来之路点亮了明灯。
载涛应邀参加会议，周总理热情握手道：“您是满族的重要代表，之前没请您参会是我疏忽，大汉族主义要不得，这次务必请您参与。”
载涛年龄比周总理大，但周总理始终尊称他为“您”，这份敬重让载涛深感温暖与感动。
周总理表示，毛主席同样非常挂念你。
载涛感到十分意外，其实，周总理和毛主席看重他，是因他是爱新觉罗家族代表，且具备鲜明的民族精神，认为他非常适合在人民中发挥引领作用。
之后，周总理希望载涛能为政府提交些建议，助力政府工作。这让载涛犯了难，他久居胡同，对如何提出有意义的建议一无所知。
蒋光鼎等人可能给了他启示：何不利用你的专长，既然你了解马匹，不妨提出一个关于军马管理的提案。
载涛虽曾掌管十万雄师，但在任时从未率兵出征，他担任的“军谘大臣”一职，实则有名无实，并未发挥实际作用。
载涛热爱骑马，自少年时期便开始学习骑射，并赴法国索米骑兵学校深造。他骑术高超，且对马匹研究颇深，一眼就能看出马的年龄，迅速分辨驭马、驮马与耕马，改良马种技术高超。
得知消息后，周总理感到很高兴。为确保工作到位，他给那人出了一道题：撰写一份提案，探讨如何通过改良马种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。
周总理呈上提案给毛主席时，毛主席大加赞赏，认为载涛爱国热忱且军马知识丰富，随即批准成立军马局。
朱德总司令指示，将马政局划归炮兵司令部管理，并强调为增强国防实力，必须高度重视军马的培育与管理。
载涛住在山老胡同时，附近西扬威胡同有个有名的马厩，是他的养马处。那有五匹马：两匹拉车，一匹夫人骑，还有“小兔子”和“紫燕子”两匹专供载涛骑。他经常到对面固伦荣寿公主府前的空地骑马驯马。
不久后，周总理建议让载涛担任炮兵司令部马政局的顾问，以发挥他的专长。毛主席立刻批准并签发任命书，载涛接到任命书时，内心深感激动。
抗美援朝时，我们缺乏制空权，有时依赖战马行军。急需向朝鲜运送25000匹军马，载涛主动请缨，亲赴东北、内蒙调研马场，最终成功完成任务。
载涛在63岁高龄时，仍为国家贡献力量，赢得了朱德总司令的特别嘉奖，这份为新中国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实在令人钦佩。
1954年，67岁的载涛通过全民普选成为全国人大代表。同年12月，他再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，出席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首次会议。
载涛感慨这一切太过意外，没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照，他不会有此荣耀。他表示，毛主席是他的伯乐，此生定要报答毛主席的知遇之恩。
载涛与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渊源，其中包括几件值得一提的事情。这些事件成为了他们之间独特而难以割舍的联系。
首先，毛主席慷慨解囊，提供了2000万元资金，用以支持载涛的生活与发展。
载涛住在北京胡同时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有次大雨，房子竟塌了。毛主席知晓后，在会上决定：“听说载涛经济困难，从我的稿费里拨2000万元帮他修房。”（旧币标准。）
载涛在自述中总结过自己的经济状况：那时他手头并不宽裕，经济压力较大。
载涛卖掉房子获得6000万元，他拿部分钱买了公债，支付了前妻的丧葬费，还慷慨捐出大笔款项给遭受水灾和其他灾难的地区，最终自己只留下800万元。
因此，毛主席的资助对载涛来说犹如及时雨，满载着深切的关怀。为表谢意，载涛满怀感激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，字里行间满是真情。
其次，毛泽东巧妙地处理了与溥仪之间的关系，确保两者相处融洽。
1956年，毛主席会见载涛时询问他与侄子溥仪是否还有联系。载涛否认道：“溥仪已成战犯，我们早已断绝关系。”其实，毛主席当时已了解他们不再往来。
接着，毛主席指示：“听说他在狱中表现良好，你去探望一下，并代我传达几句话。”他特别叮嘱溥仪，要真心悔过，努力改造，以期获得从宽处理。
在狱中，原本绝望等死的溥仪，见到七叔前来探望，心中满是感激。这次会面，让两人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。
第三，根据毛主席的指示，周总理负责安排了一场宴会，特地邀请了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参加。
1960年春节前后，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后不久，溥仪作为首批获特赦人员回到北京。为帮他调整心态并改善家族关系，周总理特地设宴款待了他们。
一开始，周总理就坐在旁边的小沙发上，特意把中间的大沙发空出来给溥仪。他说自己习惯坐小沙发，其实是别有用心。随后，他招呼大家随意入座。
载涛抵达后，见到溥仪有些惊讶，迟迟未坐大沙发。周总理见状笑道：“你是他叔叔，怎么不敢坐他旁边？难道是皇叔还忌惮皇上不成？”
几个妹妹听完大笑起来。在这样融洽的氛围中，周总理巧妙平衡了大家的关系。毕竟，在溥仪特赦前，全家人都将他和浦杰视为家族的“异类”。
现在，周总理深思熟虑后，巧妙地协调了各方关系，并逐一关心起溥仪妹妹们的工作现状，详细询问了她们的情况。
那时，在毛泽东主席的关心下，溥仪的家人都得到了妥善安置，这让他感到非常安心与满意。
周总理指出，社会上存在先进与落后思想的斗争，家庭内部也不例外。遇到这种情形，落后的应向先进的看齐，主动求教，虚心学习。
在周总理的耐心引导下，爱新觉罗家族间的矛盾逐渐化解，他们对溥仪的敌意消失，认为他已改过自新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中国公民。
春末时节，载涛仅着背心教戏，汗水浸透衣衫，他的敬业精神打动了在场众人，也激励了溥仪和浦杰，他们开始在载涛的带领下，默默为百姓做出贡献。
1969年，载涛因病重而瘫痪，子女们都在床边悉心照料。同时，中央多位领导人频繁派员探望，并明确表示，若有任何困难，务必告知。
1970年9月2日，载涛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4岁。次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布了新华通讯社的消息，报道了他的离世。
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、全国人大代表载涛先生（满族），9月2日在北京因病去世，享年84岁。
因社会因素，当时未办追悼会，仅举行遗体告别。在毛主席等人的关怀下，他的骨灰被安置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第八室。
这位清朝最后一位“皇叔”，心怀对新中国的深切感激，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，荣耀归宁。他履行了誓言：在有生之年，报答毛主席的赏识之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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